在一场34年前的学术会议后发表的论文
陆丁 2018年12月25日
去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青年研究员联系上我，说他正在撰写论文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事件，请我帮助回忆三十四年前召开的“莫干山会议”的有关情况。这个要求令我有些意外，因为在我记忆中从未参与这个会议的组织工作，当年也没有“上山”。经过他的提示，我才从封尘多年的记忆中慢慢回想起当年写的一篇政策论文。
1984年9月3日-10日在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常被学界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和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12期把这次会议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该会议是由当时在中央部门工作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发起和组织的，其中包括朱嘉明、黄江南、张钢等人，也得到了王岐山、孔丹、李湘鲁等人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论文征集采取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登报、以文选人“的方式，由王小鲁、周其仁、朱嘉明、卢迈等青年学者负责的评审组从两个月内收到的1300多篇论文中，精选出了124位各界论文作者。一些后来在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经济学家如田源、张维迎、华生、何家成、周小川、楼继伟等人，都曾在这次会议上因缘际会、叱咤风云。
有意思的是，这个为期八天的会议上，所有选上的论文都没有正式宣读或演示过，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PPT这类玩意儿，更主要是因为会议采取了分组挂牌讨论的方式进行，会上不准念稿（据说还要求参会者把文稿留在山下），不做空泛讨论，与会者可以自由穿梭于七个“挂牌组”之间，自由发言、各抒己见，“任何人都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并陈述理由，只要经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常修泽回忆）。因此出现了七组争鸣、”打擂“频繁、甚至频频争抢话筒的热闹乱象。”宏观组“上激辩价格改革方略、”企业组“争议国企改革方向、”开放组“争论经济开放之路、”流通组“热议中心城市功能、”金融组“论战金融体制改革前途、”农村组“辨析农村下一步改革重点、”理论组“则直叩商品经济、所有制、政府职能等课题的理论底线。
据《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张卓元著，中国社科出版社2012年）记载，该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召开时间点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当时的会议进程和议题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会议材料由中央国务院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夜送下山“。会后，组织会议的几位主力成员（包括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等），在闭会后一周就编写了八份专题报告上传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引起极大重视，直接间接影响了当年10月下旬党中央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另外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后续事件是《经济日报》从9月25日到10月11日接连开辟了五个专版，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为主题，选登了会议的18篇论文，其中有：
郭振英《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吴克《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常修泽《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郭凡生《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陆丁、张一宁《引进外资引力何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张宝通《联产承包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状况》，张太平《农村家庭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王长远《县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郝一生、杜厦《搞好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配置》，夏禹龙等《借鉴特区形式，开发新兴工业》，朱嘉明、何伟文《引进先进技术与保护民族工业》，金岩石《内地资源开发与沿海对外开放》，沈水根《对外开放与人民币汇兑制度的改革》，李弘、蔡重直《建立我国的金融中心》等。
著名学者常修泽多年后回忆说：“这些涉及改革发展重要理论问题的会议成果，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正在起草和讨论之时，排炮般密集火力发出，打开了对改革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路”（常修泽:“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纵横》杂志2018第4期）。
经过查实，上述18篇论文中陆丁和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摘自我们合作的论文《加快引进外资、引进“太平洋挑战”》，全文后来发表在《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上。虽然我们的论文已被会议入选，两人竟然都没有去“上山”开这个历史性的会议，现在想想都有些奇怪。其实那时我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读研，9月初已经开学，很可能没胆翘课。张一宁是我在复旦本科首届世界经济专业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在当年以“改革号角”著称的《世界经济导报》当记者。据他回忆，那时主编已经决定派另一位资深的记者朱杏清去莫干山全程报道，就轮不到他去了。
那么，我们的这篇论文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能够在会后作为18篇重要成果之一发表呢？
文章开篇讲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倾斜，给中国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中国必须引进外资改造自己的企业和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引进外资，不能走拉美一些国家一面严格限制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一面大举筹借外债发展自己企业的错误道路，而应该学习亚洲四小龙开放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吸引外资进来办厂的成功经验。要让人家乐于把资本投放进来，“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形成一个‘资本引力场’”。
中国对外资的引力何在？我们分析，虽然当时中国劳动力充裕、工资水平很低，但劳动生产率也低下，加上经济体制弊端多、基础设施薄弱、人们对“文革”造成的灾难记忆尤新，与亚洲邻国相比，我国总体上在对外资的“引力”上无论是投资安全保障还是单位劳动成本，都尚未形成优势。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有没有较强的‘引力’呢？有，而且这种‘引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十亿人口的国内市场——这是亚太地区最强有力的‘资本引力场’”。
我们给出这个“引力场论”，在1984年是颇有新意的。那时深圳珠海等特区刚建设运作数年，欣欣向荣的蛇口出口加工区代表了当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主要思路，就是“两头在外”：让外资利用我们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进来投资设厂生产，投入的资金技术原料来自境外，产出的产品要销往境外。
我们的论文批判了这种开放思路的局限性，主张发挥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形成强大的资本引力场。这就必然要求开放“国内产品市场和外汇金融市场”，让外资进来赚钱，赚了钱还让它以外汇形式汇出去。这在当时外汇紧缺、受严格管控、外国人来华要使用外汇券的年代，是个非常大胆的建议。有趣的是，我们还具体设想了开放两个市场的“三步走”方案。三十多年后回头看，这“三步走”方案竟然与实际的开放进程相当吻合，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基本实现了当时设想的目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看原文。
我们那时刚从本科毕业一年，能写出这样有些深度的文章，有几个缘由。我大学毕业后考入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读研，师从国内比较经济学的先驱江泽宏教授，在他指导下研究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合作者张一宁作为导报记者走访对外经贸的第一线，相当了解开放中的成就和遇到的难处。就像莫干山上的热血学子一样，我们这伙年轻大学毕业生密切关注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实际问题，也常常奔走于各种大小研讨会。
在我的故纸堆中，找到一份1984年10月出的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内参第152期，全文刊载了我们那篇论文，并注明是我们两人在10月10日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对外开放讨论会上的发言。据张同学说，可能还有其它内参也刊登了此文。在我1986年出国留学前的三四年间，类似的论文发表在各类刊物上已有二十来篇了。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往事如烟，转眼已经白头。我们有幸在时代大潮中添入过一滴水花，是值得回味庆幸的。
